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不久，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山东视察，专门到孔子故里曲阜，考察孔子研究院，举行专家学者座谈会，发出了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信息。在山东时，习总书记特别提到修道立德的重要意义，指出“国无德不兴，人无德不立”。此后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讲话，尤其关于传统文化的论述，都表达了大力弘扬传统文化，建设中国核心价值体系的坚定决心。如果说习总书记的这些论述是一篇大文章，那么这句话其实就是这篇大文章的标题，是这篇大文章的灵魂。我们认为，对于修身做人而言，中国传统的“八德”（即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）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。

一、为什么要讲“德”？

“国无德不兴，人无德不立”，内涵十分丰富。国家无德难以兴旺，个人无德难以立身。看起来这只说国家和个人，实际却包含了由大而小、从整体到个体的许多方面，包括了诸如“企无德不盛”、“家无德不旺”等许多意涵，警醒任何集体和个人都不能无“德”、不可失“德”。

民间有句骂人的狠话，叫做“王八蛋”，据说是“忘八德”的讹传。中国自古重德，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这些观念早已深入人心，“八德”不齐就被人不齿。对那些不忠不孝、没有信义、粗暴无礼、寡廉鲜耻的人，往往斥之以“忘八德”。还有一种说法，因为在“八德”中“耻”列最后，无耻之人被骂为“王八蛋”，就是忘了“第八德”。这些说法，或者是后来的附会，但“话粗理不粗”，它显示了历代对“德”的重视。

什么是“德”？说起来，“德”很抽象。不过，《说文解字》说得很容易理解：“德，升也。”德有登高、攀登的意思。这就不复杂了，人有了德，便不再是“俗人一个”，就进步了，就与原来不一样了。

在古籍中，“德”有时与“得”相通，有的注解说“德者，得也”。中国传统的人文教育要“止于至善”，《大学》说：“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。”人知道努力方向，明白走向哪里，才能神定心静、踏实安宁、思虑周全，才会有“得”。人生不迷茫，就能登，就能得，就具有了“德”。

“道”与“德”可合成一个词，即“道德”。“道”与“德”本来也有分别。“道”无言无形，却承载一切，只能用思维意识去感知它；“德”则用来昭示“道”，有德的人顺应道，按照自然、社会、人生的需要去做人做事。

正像老子的著作被称为“道德经”一样，孔子的《论语》、《孔子家语》等也可以说是孔子的“道德经”，其中所谈也是“道”与“德”的问题。孔子常说“修道”与“立德”的问题。孔子说：“夫道者，所以明德也；德者，所以尊道也。是以非德，道不尊；非道，德不明。”这话说透了“道”与“德”的关系。为什么“善恶到头终有报”？为什么“多行不义必自毙”？仁、义是“人道”的要求，人不仁不义，必定不会有好结果。只有遵道而行，德行才好。

春秋末年，孔子认为“天下无道”、“礼坏乐崩”。“道”就是价值体系，“天下无道”意味着价值观混乱、是非观扭曲。“天下无道”时，德行的好坏就失去了标准，人们纷纷跨越是非界限，令人咋舌的“缺德”现象频频上演。

“德”不“明”，则“道”不“尊”，就意味着失去了应有的价值体系，长此以往，后果就极其严重。孔子说：“虽有国之良马，不以其道服乘之，不可以道里。”马是良马，若不遵循驾车之道，也不会顺利前行。治国同样如此，“虽有博地众民，不以其道治之，不可以致霸王。”国家地大物博，人口众多，如果治理无“道”，国家就不会真正强大。

“道”实在太重要了，古代思想家都重视它！国家有治理之道，为人有处世之道。“道”是我们时刻都离不开的东西，就像无论大事小事都有“好”与“不好”的标准。《庄子》说，“道”就在人的日行坐卧之间。《中庸》也说，如果可以离开它，那它就不是“道”了。我们遵“道”而行，便就是“德”，我们德行的好坏、高低，要看与“人道”契合的程度。因此，我们不妨“把普通岗位当成道场”，把工作看成“修炼”。这样要求自己，肯定就是有“德”的人！

“道”要求人们有“德”，人“德行”的好坏就得到了“道”的检验。在自己的道场上，每个人都是舞者，都是表演者。人有没有“格局”，有没有“气象”，人生“目标”对不对，“结果”好不好，都由“德”所决定！

二、“八德”是怎样形成的？

2002年春，在香港古董市场偶然发现了一件有近3000年历史的青铜器“遂公盨”。上面的铭文不足百字，却出现了六个“德”字，是专门论述“德治”的政论，这件国宝当时被誉为“金文之最”。

以前我们无法想象，几千年前的青铜铭文，竟然主要在说“有德于民”，为百姓做实事。而且，其中的“德”内涵宽泛，要求人们修身养性，做人“齐明中正”，孝顺父母、兄弟友善、婚姻和谐，注重对祖先和神灵的祭祀。要求君王、官吏顾念黎民百姓。

铭文以大段文字阐述“德”与“德政”，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说这是“周人尚德”的实证，还表明当时关于“德”的思想已经相当丰富，相当系统。其实，早在尧帝时期，就有了“克明俊德”的观念，认为只有明德，才能亲睦九族，平章百姓，协和万邦。

为了修道立德，古代早就有了“训语”。“训”就是教训，用以教训来者，警戒后人。古籍提到“训语”、“遗训”、“训典”之类的概念，无非是要人们“观其废兴”、“知废兴者而戒惧”。与这些训诫相关，西周形成了深厚的重德传统，《逸周书》中有“三德”、“五德”、“九德”等概念。除《尚书》中说到了“九德”，《逸周书》的好几篇都说到了“九德”。它们从不同角度立说，德目也不相同，但都与后世的“德”之间都有紧密关联。那时，仁、义、圣、智、信、孝、慈等概念已被普遍使用，各种“德”都围绕这些概念铺陈阐发。

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，春秋时期的思想家继续凝练提升，认识更加全面、系统、严谨。

从全面性上看，德目的数量很多。《国语》提到了敬、忠、信、仁、义、智、勇、教、孝、惠、让“十一德”。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六年》说：“君令臣恭、父慈子孝、兄爱弟敬、夫和妻柔、姑慈妇听，礼也。”《孔子家语·礼运》则说：“父慈、子孝、兄良、弟悌、夫义、妇听、长惠、幼顺、君仁、臣忠，十者谓之人义。”用词有个别差异，都是就人的不同社会身份而言。

在概括、凝练方面，管子较早提出了“四维”的概念。《管子·牧民》篇说：“何谓四维？一曰礼，二曰义，三曰廉，四曰耻。礼不逾节，义不自进，廉不蔽恶，耻不从枉。”他强调说：“四维张，则君令行”，“守国之度，在饰四维”，“四维不张，国乃灭亡”。他还说：“国有四维，一维绝则倾，二维绝则危，三维绝则覆，四维绝则灭。”这是从国家层面上着眼的。

战国时期，人们更为关注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长幼、夫妇这些社会关系。《郭店楚墓竹简》中有“六德”说，即“圣、智，仁、义，忠、信。”又说：“父圣，子仁；夫智，妇信；君义，臣忠。圣生仁，智率信，义使忠。故夫夫，妇妇；父父，子子；君君，臣臣。此六者，各行其职而讪夸蔑由作也。”与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昆弟、朋友等“五教”或“五伦”相比，“六德”紧紧抓住了夫妇、父子、君臣三个方面。

战国中期，孟子提出了仁、义、礼、智“四端”之说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说：“无恻隐之心，非人也；无羞恶之心，非人也；无辞让之心，非人也；无是非之心，非人也。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”孟子学于子思之门人，他的学说是对郭店楚墓竹书中子思学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。与管子的国之“四维”说相比，孟子的人心“四端”说直接关注人自身的属性。孟子的思考更为深刻，他从思考“人之所以为人”的修养问题出发，希望人们明心见性，放大善性。

无论“六德”还是“四端”，所论都是中国早期思想家探讨的中心话题。此后的很多论述大多上承孔子而加以发挥，后来影响深远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“五常”正脱胎于此。从“四维”、“六德”到“四端”、“五常”，虽然角度不同，却都为“八德”的出现做了充分准备。

到宋代，人们对儒学与社会改良的认识更为清晰。他们更加注重自身修养，注重向人心“内求”，同时也从社会结构出发，立足于“中国”文化立场，更注重个人、家庭对于国家和谐稳定的关系，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家国情怀。

最晚从北宋真宗时期，人们已经将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连用，天禧年间的杨亿（字大年，974-1020年）有《杨文公家训》，其中说：“童稚之学，不止记诵。养其良知良能，当以先入之言为主。日记故事，不拘今古，必先以孝、弟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等事，如黄香扇枕、陆绩怀橘、叔敖阴德、子路负米之类，只如俗说，便晓此道理，久久成熟，德性若自然矣。”此后，将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并称连用的越来越多，有的称其为“八德”，有的称其为“八行”或者“八端”。

与杨文公以“八德”为涵养良知良能的方式相近，人们都视“八德”为治国平天下的“敎化之道”、“修身之要”。南宋时期，朱熹在《漳州龙岩县学记》中两次说到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，认为这是修己安身的“圣贤之学”，人们踏踏实实地按照“八德”去做，就会“身无不修”。明代大儒王阳明的《训蒙大意示教读》也强调“教以人伦”的重要性，认为不能仅关注于记诵词章，希望“以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为专务”。

三、怎样理解“八德”？

从“八德”的形成可以看出，它们虽然有一定的并列关系，但也可以分为两个层面：孝、悌、忠、信为第一个层面，即正心诚意的内在修为；礼、义、廉、耻为第二个层面，是个人修为的外化，是修身的体现。二者紧密相联，是递进的关系。

如果细致探究，在“八德”之中，“孝”与“悌”、“忠”与“信”、“礼”与“义”、“廉”与“耻”意义相邻相近，可分别组成一组概念，而且它们同样层层递进，有内在的关联。“八德”实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。

1．孝悌

人来到这个世界，首先得到的是父母的悉心呵护以及兄长、姐姐等人的照顾，没有父母的生养和兄姊的扶持，就没有自己的一切。人之为人，“人之所以异于禽兽”，必须理解和感恩这种关爱与照拂，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，就失去了做人的前提。因此，子孝于父，弟敬于长，是做人的第一要义。

孔子晚年，鲁哀公认为孔子教导自己很多、很完备了，可是，要从哪里具体开始做起呢？于是，孔子给他开出了良方。孔子说：“立爱自亲始，教民睦也；立敬自长始，教民顺也。教之慈睦，而民贵有亲；教之以敬，而民贵用命。民既孝于亲，又顺以听命，措诸天下，无所不可。”因此，孔子当年施教，“先之以诗书，导之以孝悌”。

“立爱自亲始”，这话极其重要！孔子说：“仁者人也，亲亲为大。”人有仁德才算是“人”，做人最基本的就是“亲亲”。在这样的逻辑起点上，孔子儒家展开论述，中国传统伦理大厦也由此筑牢了根基。“为仁”便是修身，修身需要“恕道”，需要推己及人。由“亲亲”而“不独亲其亲”、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，进而“爱众”、“爱物”。

由此，我们读懂了孔子。人“敬其所尊，爱其所亲”，才能社会和睦，人心和顺。培养爱、敬之心，就要从孝悌着手。

2．忠信

在“孝悌”之后，孔子接着就讲“忠信”。《论语》记载孔子的话说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”，后来《弟子规》总结为“首孝悌，次谨信”。“谨信”与“忠信”意思相同。

如果说“孝悌”是讲做人，“忠信”则是讲做事；如果说“孝悌”讲情感，“忠信”则是讲理性。“忠”是无私，尽心竭力；“信”是诚实，真心诚意。

理解“忠信”，“忠”是关键。如果仅仅把“忠”理解为臣下对于君上的忠心，则是将它的内涵看得太狭隘了。“忠”字从“中”从“心”，是说一定要把握“中”，把握“度”，不偏不倚，不“过”亦不可“不及”。

孔子从卫国返回鲁国，路过大河时，发现河水十分凶险，可偏偏有一位壮年男子竟从那里渡河，而且成功地从对岸游出。孔子感觉奇怪，于是问他缘故。那人说：“始吾之入也，先以忠信；及吾之出也，又从以忠信。忠信措吾躯于波流，而吾不敢以用私，所以能入而复出也。”原来，他就是顺遂波流之性，而不敢逞一己之“私”。这便是“忠信”！

孔子弟子子张向老师请教，到底怎样做才能处处通达，到哪里都能行得通。孔子告诉他六个字：“言忠信，行笃敬。”孔子认为，人应时刻将“忠信”、“笃敬”装在心中，指导行动。否则，在哪里都行不通。

3．礼义

人修身，是为了适应社会，处理好与他人、集体、国家乃至与自然环境的关系，做一个“社会的人”。为此，人应该把自己放在社会中，遵守社会规范。《礼记·冠义》说“人之所以为人者，礼义也”。这里的“礼义”，指礼的内涵。

怎样修“礼义”呢？中国古代非常注重“成人”教育。所谓“成人”，就是具备人的内涵的人。《左传·召公二十五年》中说：“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，谓之成人。”人能“自曲直”表现在“赴礼”上，这就具备了正确的价值观，符合“礼”的要求。这个“礼”就是指礼义，即“礼”的本质内涵。

人之成人，要从最基本的行为做起，所以《礼记·冠义》说：“礼义之始，在于正容体，齐颜色，顺辞令。容体正，颜色齐，辞令顺，而后礼义备。以正君臣，亲父子，和长幼。君臣正，父子亲，长幼和，而后礼义立。”

在谈到儒者的行为方式时，孔子说“忠信以为甲胄，礼义以为干橹”，以忠信为盔甲，把礼义当盾牌，具有忠信的修养，遵守社会的礼义，人的修身功夫就差不多了。所谓“器利则事成”，一个人把礼义作为器具，做事才成效可期。“礼义”可理解为礼的本质，也可理解为“礼”与“义”。

在“八德”中，“礼”与“义”是分别说的。“礼”是指具体的仪式或者规则，“义”则是与之相适应的、适宜的做法。孔子曾说：礼者，理也；义者，宜也。广义地讲，“礼”是德与法的有机统一，内涵极其丰富宽泛。作为“八德”之一，“礼”则有道理、规章与法则之意。“义”则是“事之宜也”，人们按照该做的去做就是“义”。

孔子、孟子都十分重视“礼”与“义”。孔子说：“谁能出不由户？何莫由斯道也？”孔子用“出必由户”来说明人遵循社会规范的必要性、合理性。比如观察一个人，只要“视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察其所安”，人也就无法隐藏真实的自己了。孔子说的“所由”，就是看你走阳关大道，还是热衷于歪门邪道、旁门左道。孟子也发挥了这个意思，说：“夫义，路也；礼，门也。惟君子能由是路，出入是门也。”他认为，人行走时从路上走，出门从门里过，自然而然，天经地义，人人都应如此。

4．廉耻

所谓“廉耻”，即廉操与知耻。人修礼义，才有廉耻可言；对于国家治理，“廉耻”二字十分重要。所以《淮南子 》说：“民无廉耻，不可治也。非修礼义，廉耻不立。”

从字的本义讲，“廉”指堂屋的侧边、棱角。比喻正直、刚直，廉洁、廉正、廉明，有节操、不苟取，指品行端方而有气节的人。“耻”则耻辱、可耻，指内心里的羞愧感、羞辱感。明礼义，知廉耻，才有行为界限，从而循礼而动，否则就是不廉，就是耻辱。

中国早期特别重视为政者的廉耻教育。孔子说：“凡治君子，以礼御其心，所以属之以廉耻之节也。”管理“君子”时，首先用“礼”驾驭其思想，在具体管理细节上融入“廉耻”观念。

“君子”的本义是对统治者和贵族男子的统称，它的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联系，明确昭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：对于为政的人，因为责任大，所以要求高；既然是尊贵的人，就应该是高尚的人。

以前有“刑不上大夫”的说法，人们以为这是贵族享有特权的证据，其实不然。孔子与弟子冉有讨论过这一问题。孔子说得明白，这不仅不是什么特权，恰是对“古之大夫”的更高要求。大夫行为不廉，罪名是“簠簋不饬”；淫乱而男女无别，罪名是“帷幕不修”；欺骗君上、心不忠诚，罪名是“臣节未著”；软弱无能、不胜任工作，罪名是“下官不职”；违反纲纪，罪名则是“行事不请”。都是从正面说明该怎样做。之所以故意讳言，就是为使之“愧耻”。

还有，如果大夫所犯罪行属于五刑范围之内，就让他们自己前往宫阙请罪，而不让官吏捆绑牵引凌辱他们；犯了重罪，则接受君命北面跪拜自杀，也不派人揪按而刑杀。这样，虽然“刑不上大夫”，而大夫仍“不失其罪”。

四、“八德”与“明理”

在时代上，“八德”的出现、流行与理学的形成、兴盛正相一致。正如“理学”是“儒学”的更高形态那样，“八德”也是儒家道德学说的更好凝练。

理学因宋儒多言“理”而得名，他们甚至把“理”作为宇宙的本体来看待。从“天”的角度，理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；从“人”的角度，理就是超越一切之上的君臣、父子之理。为学之道，不过是“存天理，去人欲”，变化人的气质，恢复人的义理。

在广义上，“礼”就是“理”，“明礼”即“明理”，所以，孔子说“礼者，理也”。与佛家讲修行以使内心“慈悲”类似，儒家讲修身正是“穷理正心”的过程。从先秦到宋代，人们所谈的“理”实际上是与“欲”相对的那个概念，就是人应遵循的天道规则、人伦法则。

人刚出生时都天真无邪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外部世界开始产生了认知，慢慢出现了“好”与“恶”的情感。“外边的世界很精彩”，人容易被外物所“化”。如果这种“好”或“恶”的情感无所节制，就有可能滑向危险的边缘。这个用来节制人欲的东西，其实就是“礼”，它可以用来把握“人欲”与“天理”之间的平衡，以防止“人化于物”，防止“灭天理而穷人欲”。

理学又称为“道学”，所谓“道”就是“中道”。它源自孔子以前圣贤们对“人心”与“道心”关系的思考。人们早就认识到：“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。”那个“中”十分重要，它是“人心”和“道心”、“人情”和“人义”、“天理”和“人欲”之间最好的把握、最佳的“度”。孔子儒学的思维深度与高度，其实也体现在这个“中”的思想里。

人都具有两重属性。人是“自然的人”，都有喜怒哀乐，都有七情六欲。人又是“社会的人”，拥有不同的身份，扮演不同的角色。如何处理自己作为“自然人”与“社会人”的关系，怎样处理“我想怎样”与“我该怎样”之间的矛盾，就成了为人、谋事的关键，这正是“人欲”与“天理”的关系。儒家教人明理，从“发乎情，止乎礼”开始，要人克己守礼，遵从社会原则。

人不明理，往往后果严重。那些作奸犯科的人，说到底都是不知理、不守礼者。孔子认为，有些人作奸犯科、胡作非为，乃“生于不足”，“不足生于无度”，这就是“不知节”。人明理知足，好恶有节，才不会无所节制。礼就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行。

在社会治理方式上，孔子分成“以德教民”、“以政导民”两种境界，“以政导民”需要“以刑禁民”相配合。当然，政治实践不是简单化的，这些治理往往综合使用。这些关系处理得好，方略恰当，效果会更理想。如果仅仅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”，人就可能“免而无耻”。毕竟法律不是万能的，它只是道德的底线。虽然不违背法律，但可钻法律的空子。如果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，人们知道自己走向那里，懂得修养的境界，才会“有耻且格”。

人只有明理，才能“知其所止”。“知止”是修身的目标，人知所“止”就有了明确的是非观，就明白了哪些可以做，哪些不能做。可见，“有耻且格”建立在民众知荣辱、明是非的基础之上，建立在民众素质大大提高的基础之上。“有耻且格”这四个字，是孔子的追求，是儒家的向往，是社会治理的境界。没有民众的“明理”，这种境界是不可能达到的。

五、“八德”历久弥新

上世纪20年代，著名学者柳诒徵撰文指出：“今日社会国家的重要问题，不在信孔子不信孔子，而在成人不成人，凡彼败坏社会国家者，皆不成人者之所为也。苟欲一反其所为，而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焉，则必须先使人人知所以为人，而讲明为人之道，莫孔子之教若矣。”他说的话虽然已经过去近百年，但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孔子儒学教人修德做人，正如一位西方作家所说：“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，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。”

从“八德”的形成及其内在关联看，它已融入了古代中国思想精英关于德性问题的全部思考。我们不宜动辄说“道德是束缚人的枷锁”，“圣人”可不是来教训人的。“八德”之中含天理，“八德”之中有人意，它是武装自己的盔甲，是防身护身的盾牌，是为政做人的底气。不论是谁，“八德”都不可须臾离身。

不同历史时期会有重点不同的道德要求，有的时候，人们也思考在“旧道德”的基础上建构“新道德”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“八德”所深深蕴涵的道德之魂却不能离弃。近代以来，有人主张以“孝、悌、忠、信”为基础，吸收西方近代道德，建构中国道德；有人确立“礼、义、廉、耻”这“四维”的地位，发动新生活运动。这仍然看到了“八德”的价值与意义。

也有人特别强调时代的变化，试图在传统“八德”的基础上进行改进。孙中山、蔡元培等人就曾提出了“忠、孝、仁、爱、信、义、和、平”所谓“新八德”，因为它调整了“孝”与“忠”，“家”与“国”的位置，以表示民族和国家高于家族的观念，被誉为中体西用、中西道德精华融合的“杰作”。

其实，现代“国家至上”观念与以人为本、重视家族并不矛盾，且不说中国的“邦国”观念本身就有发展变化，仅就传统的“教孝即教忠”的思维方式，就足以告诫我们不宜将“家”与“国”对立。更何况道德的时代性受到道德本质的制约，不论何时，人与人相处的根本原则都不应改变，正因如此，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“八德”才成为历久弥新、相对稳定的道德规范。

进入新时期以来，与经济发展相适应，中国从全新的角度进行道德建设，提出了爱国主义、集体主义以及个人品德、职业道德、家庭美德、社会公德等。我们在国家、社会和个人不同层面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建构与当今人际关系相协调、与建设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新伦理、新道德。这是继承前人道德智慧，推陈出新发展道德，在修养方式和道德追求上，与传统“八德”血脉相连的直接体现。修好“八德”，提升个人素养，就能讲仁爱、重民本、守诚信、崇正义、尚和合、求大同，自觉认同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今天进行道德建设，需要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相适应，需要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相一致。优秀传统文化是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厚文化土壤，“八德”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华传统美德，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，构成我们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，成为历代中国人“最深沉的精神追求”，因此我们不能淡忘“八德”的历程，应该继续讲好“八德”的故事。

（作者简介：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，研究员；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；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；山东省政协常委。选自《山东省党政干部理论学习推荐文章》2016年第八期。）